一直以来，人们更多地关注了对日军血腥暴行史的揭露，忽略了日军对南京乃至江苏文化的侵略及损害研究。

　　昨天，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、南京医科大学教授孟国祥著的《江苏文化的劫难》一书首次披露了日军的“文化大屠杀”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认为，开展战时文化损失研究，不仅可以深化对日本侵华罪行本质的认识，拓展南京大屠杀研究领域，而且也是对日本否认文化侵略的行径有力回击。

　　88万余册书刊文献遭掠夺

　　孟国祥介绍，根据统计，1937年南京有公私图书馆53家，藏书200多万册。可是，遭遇日军“文化劫掠”后，仅中央图书馆在南京就损失了近10万册。

　　孟国祥说，国立中央图书馆1937年收藏中外文书刊18万册，当年因战事吃紧，奉命西迁，仅择要运出130箱图书，所遗存图书被日军掠走或焚毁，存于朝天宫的原国学书局精雕木刻版片150种、7万余片，也全部遗失。

　　位于南京清凉山麓之龙蟠里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损失就更惨重。孟国祥称，该馆以收藏国学典籍见长，在抗战前印行之分类目录记30册，图书总数约在25万本以上。1937年8月，日机开始轰炸南京，该馆仓促主选宋元精刊及孤本等善本装110箱藏朝天宫故宫博物院分院地库。“由于地库隐匿，日伪多次悬赏发掘，1940年2月敌伪冲破地库，战后封存接收，缺少善本184部1643册。”据介绍，当年11月，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还曾雇用民船运出藏书57箱共3万余册于苏北兴化，但最终兴化被日军攻陷，寄存兴化北门观音阁图书与该庙俱烬，损失书籍6830册。

　　“1938年4月1日至4月5日，寺井义三郎等6个日本人率四五十人开了两辆车，劫运走前后楼所藏图书大部。”孟国祥说，仅就图书而言，不仅南京公共图书馆，还有学校图书馆、民间藏书等都损失巨大，“当时江苏有三大省立图书馆，省立苏州图书馆、省立镇江图书馆及省立国学图书馆，根据我们的调查，三大省立图书馆损失图书就在14万册以上。

　　究竟损失有多重，孟国祥直言不好统计，但据当时参与“整理”的青木实（日本《赤旗报》刊载当事人）战后撰文指出，被掠夺的书刊文献为88万余册，比当年日本最大的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的藏书还多5万册。孟国祥称，这一事件是发生在南京的“文化大屠杀”。

　　10万多件科学标本也没了

　　昨天，孟国祥还透露，除了图书遭劫外，南京众多科研单位的10多万件科学标本也遭到掠夺。

　　据青木实回忆，自1938年2月17日到6月，“学术资料接受委员会”将实业部地质调查所、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、动植物研究所、历史语言研究所、国立中央大学理学院、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、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植物园、南京古生物保存所、明故宫遗址等机构的学术标本10多万件和1500多箱考古标本集中放置在“标本整理部”。

　　随后，1938年7月到9月，他们对集中的标本进行了第二次整理，有地质矿物标本约5万件，其中明确的有矿物和岩石1500件、煤炭和石油612件、土壤1100件、化石23126件、石器2200件、猿人头骨化石2件等等。另外，生物学标本约6万余件，其中明确的为哺乳类78件、鸟类4100件、爬虫100件、两栖类380件、昆虫类2万件。

　　“其中一批比较重要的生物学标本，当时就被运走了。”孟国祥表示。

　　派出文化特工，有计划掠夺

　　孟国祥称，通过研究，日军对图书的掠夺是有组织的，1937年12月8日，日军特务部组成了“中支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”，确立了以满铁上海事务所、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及东亚同文书院3机构为主进行接收。南京沦陷后，日军上海派谴军特务部部长就颁发了《立即检查南京市内的重要图书，准备接收》的命令，开始有计划地开展“文化大劫掠”。

　　1937年12月22日至31日，直奔南京的日本文化特工先后检查并封存了除金陵大学、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美国教会势力范围之外的，南京有可能收藏重要图书和文献的地方，如国民政府文官处图书馆、外交部图书馆、考试院等70余处。

　　孟国祥说，对于在南京查封的图书文献，后被日军统一运送到日军兵站部，集中存运到珠江路原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内。“前后花了差不多一个月时间，日军出动士兵376人，中国苦力830人，动用卡车300辆次，堆得跟小山一样。”

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，1938年7月1日起，日军专设的“图书整理委员会”派人对南京图书进行整理，当时日军还特意调集文化特工和专家29人。1939年2月末，日本内阁的东亚研究所还派出后藤贞治、小川要一等10名研究员赴南京整理被劫图书。

　　据介绍，侵华日军十分懂得文化侵略的重要，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，当时侵逼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就曾这样明白表示：“烧毁闸北几条街，一年半年就可恢复，只有把商务印书馆、东方图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文化机关焚毁了，它则永远不能恢复。”

责任编辑：李玮慧 (FJ145)